谏官周怡专祠修建及请谥始末

谏官周怡

专祠修建及请谥始末

【资料图】

谏官周怡，位不高，权不重，立朝虽短，但他是明清两朝最受世人敬仰的人物。清乾隆翰林院编修赵青黎在《周恭节公年谱》后跋言他：“而前后立朝，不及一年，朱子立朝仅七十日。易曰："天地闭，贤人隐。’君子盖伤之已。然使先生得竟其用，不与唐之房魏争烈，当与宋之韩范齐名。”说他同朱熹一样，立朝时间短，是个真正的贤人，为他们未遇到明君而伤，虽然功勋比不上唐代的房玄龄和魏徵，但他能同宋朝的韩愈和范仲淹齐名，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据周怡年谱记载，周怡是在明隆庆三（1569）年已巳十月丁巳申时去世的，年六十五岁。翌年便入祀府县乡贤祠，八年后，宁国府专门为他建了专祠，但过了五十三年后才得到“恭节”的谥号。

周怡去世后，为他歌功颂德立名的浪潮，一波接着一波，势不可挡。隆庆六（1572）年，当时直隶抚院陈道基、按院郭荘，认为谏官周怡之德不可忘，特议请建专祠祀。两院首次移文晓谕，对周怡给予很高的评价，并就倡建专祠提出方案：

“讷溪周先生，立身行已，一以道谊为宗。立朝事亲，悉以忠孝为主。斥异端而崇正学，不易方，不变塞，圣贤是师。祛俗尚而秉性真，不愧影，不愧衾，天地可对，生为士君子，望有重于斗山。殁为乡先生，义当存于俎豆。尝稽先辈，负出众之行者，特建专祀。本院近考先生行实，实禄师承，相应请建祠宇，以示表异，其地欲深而广，祠欲高而美，工欲坚而久。庶先生之名，因之以垂永永嗣，是有能与思齐象世德者，皆于兹祠乎风之。遂倡建"正学纯忠祠’。”

到了万历元（1573）年，周怡之弟周恪收集整理刊刻周怡的奏疏并文集二十七卷。时任左司寇的洪朝选为其首序，对周怡大力褒扬：

“公既殁，其弟少峰君裒其集若干卷。予读之，其文本于义理，其诗出于性情，其尺牍谆谆与人为善，其杂录种种归于名教，而任道之重。求道之切，则随在触机而发，若无须臾可离者，始信知公之不谬也。因序其首，告于有识之士，庶知公之生平，非止于忠义者。而吾党之士之欲为忠义者，不可安于一节一行，而当取法于公也。”

周怡“忠谏”的美德，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年，得到了普世的传颂。万历元年十一月，时任礼部尚书的左宗伯万士和所撰周怡墓表，首次肯定了周怡“以忠谏显名于世”：“遡公之始终，未尝不讲学而不脱略于片言细行之微，未尝不力行而直通彻于髙明光大之表，其以忠谏显名于世，偶任一职不得不然，非公之志也。乃公之心，则欲君臣一徳，天下同风，世有良臣，而无忠臣，太和元气，盎然在宇宙间而已。”

朝中名臣的举旗呐喊，也加速了周怡专祠的修建。到了十二月，宁国府宪檄太平府司理刘垓，勘定周怡专祠选址。周怡居乡时的读书处，在太平县署之西，叫“碧云山房”，司理刘垓实地勘察后，认为此处是谏官周怡的“发轫之地，即于是定祠址焉。”马不停蹄，说干就干。

万历二（1574）年正月，直隶抚院张佳湚、按院朱文科，委派官员“择日兴工，攒造祠宇。”

二月，大司成国子祭酒姜宝，在为周怡所撰墓志铭中，铭记了周怡的功德和学识造谐：“谏官司业，千载一人。德器惟公，迈于等伦。生前直言，未为尽分。镇地之志，死犹欲奋。阳明法门，知行同条。求者过之，无实而高。公淑诸人，究其遗旨。见之躬行，慥慥君子。有道诤臣，自在称贤。其在于今，孰居公先。一念忠诚，天壤同久。曹冲之原，虽埋不朽。”

三月，大参政梅守德，他曾被宁国府通判李默将其与周怡并赞为“国器”的宛溪先生，他在为周怡作传中，首提为周怡立谥的建议：“公既殁，其友人佥相与议节名壹惠，公位不逮，弗得请于上。按溢法危身奉上曰"忠’，一德不懈曰："简’，二者公其有焉，因私谥曰："忠简’。”古时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，则由其亲友、门生或故吏所加，称为私谥，与朝廷颁赐的不同。明代定谥属于礼部，由于周怡官位级别不够，按明谥法得号很难。

历经四年，到了万历五（1577）年冬十月，在“碧云山房”原址上，为周怡专建的祠宇竣工落成。祠宇“凡所创规模，皆从两院规定，尽图示下照式创建。”

据周怡年谱所钤“开家堂图”和“试辇”印的《周恭节公祠堂图》，专祠座北朝南，有仪门前院、穿堂过廊、祠院大堂三进，确实达到了“其地欲深而广”的要求。自西开的山门进入，是广阔的仪门前院，阔有三间，院内南墙，是高大的照壁。与照壁相对的北面，是依山就势构筑的二道单檐翘角的仪门，仪门上初悬挂大匾额题应为“正学纯忠祠”。从仪门拾阶而上，穿过两道内廊院的山门穿堂，直达高大的专祠内院，一种高山敬止之情，定会油然而生。祠院两边是厢房，周怡祠宇高大巍峨，前后左右皆有外廊环围，从图示檐下的六根立柱来看，应为五大开间，飞檐翘角的歇山大屋顶，真正符合“高而美”的构想。五间大堂的每一间，皆四柱三顶，纵深达二丈八尺，檐高达一丈六尺，顶棚天花采用井藻式结构，宽敞明亮。大堂中后方设屏风，屏风前有周恰灵位，屏风后有后门至后院，后院中古木参天。大堂前建有左右两廊房，各三间。廊前各有池井一口，池水清澈，常年不涸。大堂前台左右及院中，植长青松柏。从仪门至穿堂的神道两边，栽种四季花木，花香四溢。

朝中大臣、直隶抚按两院、宁国府和太平县各级官员和绅士积极捐助，周怡祠宇建造“共输千余金”，“其捐俸助工者”，据记载有抚院陈道基、张佳湚、按院朱文科、鲍希颜、向程、学院谢廷傑、郭莊、知府王嘉宾、陈俊、太平县同知李可久、知县张廷榜等人。

周怡的专祠虽然建立，但少了乡贤祠的春秋祭祀，总让世人感觉有所缺失。在万历十七（1589）年，有“明代天下第一清官”的按院乔壁星，移文有曰：“讷溪周先生，素讲圣贤之学，夙怀忠义之心，志在匡君，虽濒死而不悔，守严洁已，即屡空而不辞，丰采著于当年，清白贻于后嗣，大业未竟，斋志以殁，庙貌虽新，俎豆尚缺，非所以劝忠而风后者。为此，特请每岁春秋二仲月上戊日，动支编银，备物致祭，掌印官亲请行礼，永著为例。”从此，纪念周怡的祭祀活动，也定为“春秋祠祀”了。

周怡的标榜树立，使宁国府六邑，有彬彬邹鲁之风。万历二十六（1598）年三月初一日，宣城籍的都御史詹沂，他曾是明代中央大员不待圣旨就挂冠封印自行辞官的第一人。他首次具疏，向朝廷为周怡请谥，他在疏中言：

“周怡生而端正方直，力贫苦功。为诸生时，即以孝闻，潜心圣贤之学。由理官擢吏科给事中，遇事敢言，因抗疏大臣不和，重劾严嵩，遂诏狱廷杖，折其左足，濒死乃甦，前后系狱五年。在狱时惟以母老，不及永诀为念，赦归，护侍十三日而母亡，无亦忠孝之所感耶。庐墓三年，不入閫閾服闋，下帷发明圣道，以淑后学，至今六邑彬彬，犹有邹鲁之风，皆周怡之功。其真心直节，可泣鬼神，而动天地，故虽百折而不回，九死而不愠。困苦备尝，身全名立，岂非天以完节？默相之使然耶。臣之同郡，有怡孤忠，年远人亡，几于湮没，用是备述遗行，伏冀勅下该部，从公咨访，特赐谥称，不惟阐幽光于既没，亦足作忠义于后来矣。”

这年七月，侍御黄吉士，亦以谥请。此时朝中，请谥的呼声一片，据载有督部游应乾、侍讲顾天峻、中允汤宾尹、郎中胡国镒、崔师训、何琪枝、崔廷健、主事游汉龙、程寰、吏科温宪祥、工科何士晋、侍御管橘、尚宝吴默、太常邵庶等一大批朝臣，“各有咨议”。

但请谥，不是件很容易办到的事，一直拖到二十年后的万历四十五（1617）年的正月，礼部才“覆奏勅下翰林院，撰拟（周怡）谥号”。

又过了六年，明熹宗登朝，为天启元（1621）年，二月，右司寇邹元标，作周怡传赞，称周怡“公其何人者耶？君子哉！其人耶，其临大节而不可夺耶。至于奸邪窃弄，百险叢身，视颠沛生死若固然，而毫弗于志踰节者，则又不必论矣。呜呼！试以公之品概，公之学识，即质之尼山之前，亦必以君子称也，又何疑之焉。”认为他是真正的君子，品概和学识不比圣人孔子差。

终于在天启二（1622）年的二月，在周怡去世后的五十三年，朝廷才诏下赐周怡谥号“恭节”。诏中以周怡两朝所奏，“惓惓望其法古帝王，修德亲贤，敬天勤民，皆其所难，且志切爱君，历久而此心不变，忠期效悃，屡挫而性弥坚。按谥法责难于君曰："恭’，能固所守曰："节’，遂易名"恭节’”（乾隆《周恭节公年谱·附录》）。

至此，周怡专祠的仪门上，终于换上了“周恭节公祠”的大匾。太平县令许光祚还为专祠题额“忠谏流芳”。嘉庆《太平县志》：“周公祠 县治西。祀太常少卿周怡。天启二年，敕赐谥"恭节’。”

到明天启七（1627）年，学院贾继春，“议请世荫奉祀生一名，以昭盛典，用慰忠魂。”到崇祯十七（1644）年甲申后，“忻逢”，“锡庙奉祀”。自此，大明谏官周怡，被后世代代敬仰。

改朝换代到了清朝，“本朝作忠教孝加惠先臣，祠祀世荫，俱准仍旧”（乾隆《周恭节公年谱·附录》）。“国朝顺治二年奉恩诏，祭、荫俱准仍旧”（嘉庆《太平县志》）。可见，周怡专祠建成后明清两朝，每年知县都要带领文武官员前往祠中，时行春秋两祭。祠内设有专职守祠人员，一直至清代亦延之不变。由于不断修葺，至民国时，仍保存良好。民国以后，周恭节公祠由周氏族人代管，在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中亦幸免轰炸，至抗战胜利后辟为小学。建国后，周恭节公祠辟为太平县城厢小学，后被不断改造，旧房被拆除，至1995年已面目全非，1998年周公祠大堂被拆毁。至此，建于明代万历五（1577）年的“周恭节公祠”历时四百二十一年后完全湮灭。

清正廉洁的周怡，是流芳百世的，让世人一直缅怀和敬仰。2019年6月，作为黄山区廉政教育基地，“周恭节公祠”在仙源镇正式落成开馆。廉洁奉公的人，永远被人敬仰。

2019年3月31日笔者仙源采风，后左为周恭节公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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